上海兴业路76号——青砖外墙,乌漆大门,这幢貌似平常的两层石库门楼房却将开天辟地的伟大历史恒久凝固。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现在,呈现给观众的是最真实的历史——在“一大”会址纪念馆中,那张铺着白色台布的长方形会议桌和代表的照片,以及根据原景复制的栩栩如生的蜡像,形象地展示着当年的历史场景。该馆馆长倪兴祥告诉记者,出席“一大”的代表有13人,但是,在1986年以前的展览陈列中,这13位代表中却有不少人因故“缺席”。
中共一大纪念馆由中共一大会址、宣誓大厅、新建展馆等组成。“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展览，包括序厅、“前仆后继、救亡图存”“民众觉醒、主义抉择”“早期组织、星火初燃”“开天辟地、日出东方”“砥砺前行、光辉历程”和尾厅7个板块，综合采用文物实物、图片图表、动态视频、油画雕塑等多种形式，生动讲述建党故事，彰显建党初心、弘扬建党精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坚定中国共产主义信仰和远大理想，积极弘扬革命先辈不畏险阻困难、勇于奋进的革命精神，努力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以求真务实、谦虚谨慎的学习态度和精神面貌，切实提高学习能力和服务能力，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中抒写人生新篇章。
1921年的上海法租界风云涌动，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和社团活动让本就警力不足的巡捕房，无法对租界内的各种思潮和政治活动实施严密监控，只好关注特定人群，并派便衣警察四处巡逻，寻找可疑人员。
7月30日晚，密探程子卿走进贝勒路口一幢石库门住宅，奉命向设立于此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告知新出台的《取缔集会条例》：“8月1日起，如有开会集议，须在48小时前先经捕房核准，否则将予以起诉。”
走到门口，听得屋内有人讨论，夹杂外国话，顿时警觉起来，闯了进去，只见十来个青年围坐成一圈，两个外国人十分显眼，“对不起，找一下各界联合会王会长”，程子卿脱口而出。屋内人答：“没有联合会，没有会长。” “那找错地方了”，说罢，程子卿转身离去。青年们茫然不知所措，“肯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改地点开会”，在外国人建议下，参会人员立即收检文件，开前门分途散去（上海弄堂房屋本来是惯走后门不走前门的），留下屋主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
十几分钟后，巡捕房开来两辆警车包围李宅，车上警官和便衣密探冲进房间翻箱倒柜，未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便对李陈二人进行审讯，得知此处为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租赁寓所（“李公馆”），李书城是同盟会元老，在北洋政府当过大官。至于家中为何集聚多人，因何开会？李汉俊解释纯属一场误会，只是找几个人来谈谈出版杂志和丛书事宜，警官问，“为什么有两个外国人？”李答：“他们是北大教授，请来指导工作。”又问书架上为何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李答：“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什么书都要看看。”警官转过去问陈公博是否日本人，陈答：“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次暑假是来上海玩的。”警官的态度似乎缓和了些，便教训道：“鼓吹社会主义，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说完，收拾队伍乘车离去。
陈公博事后回忆，改得一塌糊涂的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就放在抽屉里，或许警察认为是一张无关重要的碎纸，连看都不看。待他们一窝蜂走后，陈公博喝了几口茶，10点多钟才和李汉俊告别，甩掉跟踪者后回到大东旅馆与太太相聚。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天晚上，就在陈公博隔壁房间发生了一件命案，隔天陈氏夫妇火速离开旅馆，跑杭州游西湖、逛灵隐寺去了。
程子卿的突然乱入改变了青年们的会议进程，幸得在场人高度警觉和李汉俊利用编辑丛书的工作和家人身份，化险为夷。被不速之客打断的会议随后改在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召开，李汉俊、陈公博和两位外国人不便行动，未出席，就在那烟雨苍茫、湖波浩渺的孤舟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通过了党的决议，成立了党的领导机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
亲历者之一毛泽东后来称“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基于一大会议基本在秘密状态下召开，参会人数有限，留下的文献很少，加上此后长期处于革命斗争的状态，无暇顾及也不具备条件去搞清楚建党初期的问题，留下许多“悬案”。时过境迁，等亲历者再去追溯往事时，往往只记得个大概。1938年春，陕北抗日根据地准备举行建党纪念活动，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记得是7月开的会，“天很热”，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手上又没有可查证的档案资料，便商量决定用7月的第一天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此后，在7月1日纪念建党的传统延续了下来，直到1980年，党史专家邵维正依据国内外大量史料，并进行多次访问，考证出中共一大的开幕日期为1921年7月23日，开幕时间才算弄清楚，可是程子卿误入的“李公馆”即中共一大会址在法租界何处？
放现在，这是个很好回答的问题，毕竟，每年数十万人前往兴业路上的会址纪念馆“打卡”，参观队伍常常排到街角，在1950年9月却是个令人头大的问题。亲历者提供的线索有限，负责寻访一大会址的沈之瑜（上海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室主任）和杨重光（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只知道“一大是在法租界召开”，他们在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书中发现大会开幕地点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爱女子学校里”，但经过走访，没找着博爱女子学校，反倒在蒲柏路发现一所博文学校，也许萧三写错了？
1951年，寻访人员找寻中共一大会址时拍摄的上海兴业路76、78号房屋外墙，招牌上写有“恒昌福面坊”，经周佛海妻子杨淑慧指认和多方确认，此处为当年召开中共一大会议的李公馆所在
另一条线索为沈之瑜指明了新方向，原来，一大代表周佛海儿子周之友（原名周幼海）在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手下工作，周告诉沈，父亲写过一本《往矣集》，提及很多当年情形，另外，他的母亲杨淑慧1921年夏一直在丈夫身边，现在在上海，兴许可以提供帮助。沈之瑜跑去图书馆封存书刊处借书，里面有一篇文章《扶桑笈影溯当年》写道：“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1946年改名黄陂南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看来，萧三真将博文写错成博爱，此学校为部分一大代表提供住宿当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是否在那开过会还有待考证。市委宣传部将博文女校照片寄至北京中宣部请求核实，得到的回复是：“博文女校并非一大会址，而是毛主席等一部分代表之寄宿处。开会地点当在原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李汉俊寓所，但具体位置和门牌号不详。”可黄陂南路两侧2000多栋房子，哪栋才是李公馆？在农业部任职的李书城回忆：“是在贝勒路树德里弄底的最后两幢房子”。杨淑慧去李公馆送过信，“还介绍过一个人去看门望风”，30年后和沈之瑜再访贝勒路时，没有找到“昔日的影子”。她只记得“当时李家前门沿马路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有一片菜地，有一家吹玻璃的棚屋小厂。现在鳞次栉比都是房子了，仅有的一点印象影迹皆无”。两人只好边走边看。有一点杨淑慧是确定的：李汉俊家就在贝勒路，他们搬进去时还是幢新房子，而且家里进出都走后门。当二人走到望志路(今兴业路)附近，看到有两条弄堂，弄堂口上部建筑是圆形的，弄里一边是一排后门，另一边是一排石库门，杨忽然对沈说：“这里有点像李家后门！”但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中共一大会场，位于兴业路76号（望志路106号）楼下，会场陈设按当年原样复原布置，据当年房子女主人薛文淑回忆，“桌上放有一只粉红色荷叶边的玻璃花瓶，餐桌四周放有圆凳若干只，靠墙两边放有椅子和茶几”，花瓶是她和李书城1921年结婚时买的纪念品，有一对，另一只放在楼上书房的台子上
几天后，一幢白墙刷着“酱”字以及写有“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被杨淑慧锁定为“当年的李公馆”，此屋位于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大门沿街是望志路，后门弄堂在贝勒路。进得屋内，杨淑慧重拾昔日记忆，对哪间是李汉俊的书房，房间内家具是如何摆设记得清清楚楚。寻访人员向房东陈老太打听得知，这排房子兴建于1920年夏秋之间，沿马路有5幢，即望志路100、102、104、106、108号（今兴业路70、72、74、76、78号），为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式样，外墙青红砖交错，门楣有矾红色雕花，黑漆大门上配铜环。房屋落成后不久，望志路106、108号为李书城租下，房租为每月16元，比相距不远、每月80元的花园洋房便宜得多，两楼内墙打通，楼梯合一，组成一家。当时望志路马路对面是一片菜地，菜地旁仅有一所尼姑庵，沿马路西边的房屋也没有建造，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人烟稀少，冷清得很。李书城兄弟1922年搬走后，房东对房子进行改建，面目全非。几十年间，望志路一带大修大建，与过去城乡接合部大相径庭，以致前来辨认的杨淑慧迟迟无法确定会址所在。后经多方核实，“恒昌福面坊”确系一大会址，当沈之瑜向住在面坊楼上居民介绍这里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时，住户纷纷拍手大笑：“我们住的原来是一块宝地。”大家表示乐于配合搬迁工作。
1951年7月，上海市政府对一大会址进行复原修缮，沈之瑜根据《往矣集》等资料，将会议桌椅安排在兴业路78号（望志路108号）客堂楼上。后在包惠僧（一大代表）、薛文淑（李书城夫人）和董必武提议下，改设在兴业路76号楼下，理由是78号楼上、楼下分别是薛文淑书房和佣人居室，代表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开会，76号楼上恰好是李汉俊书房兼卧室，在楼下客厅开会也很方便。更何况薛文淑清楚记得，家里仅有的一张大餐桌，一直放在楼下，从未搬到楼上去，这才最终敲定一大会议室所在。现场依据薛文淑描述布置了一张大餐桌，“桌上放有一只粉红色荷叶边的玻璃花瓶，餐桌四周放有圆凳若干只，靠墙两边放有椅子和茶几，另有一只两斗长桌放在靠板壁处”。就是在这18平方米的房间里，1921年7月23日晚，13名平均年龄28岁，来自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和2名共产国际代表相聚在一起，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中国革命的面貌由此改变。
他们是谁，开会时说了些什么？穿过复原的会议现场，步入一大会址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序厅，答案一一揭晓。首先映入眼帘的是15个半身像组成的一面铜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他们身后，刻有“本党的纲领如下……”等文字，中国革命新的伟大起点，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新的伟大起点，始于此。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看似偶然，其实是历史的必然。
1920年初，陈独秀带着《新青年》迁回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5月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他们亦是8月成立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主要成员。二李均留日归来，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理论素养为学界公认，陈望道曾将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稿件请陈独秀和李汉俊对照校阅，为尽快将它推出，陈独秀找到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此人来上海打算与其商谈建党问题，听说此事后二话不说，提供出版经费。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正式出版发行。
回想1921年7月，出席一大的13位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百年过去，从草创期的简略到“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发展到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展现出勃勃生机。在这座中国共产党的“产房”、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里，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