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16日傍晚，一群年轻的共产党人又聚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拉开帷幕。
“近日最多不幸之事，曰兵变，曰辞职，曰省长不能到任，曰匪乱，而正式之交战不预焉。”当日《申报》如此报道。翻开旧报纸，兵变、匪乱、交战、饿殍，诸种“不幸之事”，几乎每天见诸报端。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二大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其实，中共二大曾有另一个可能召开的地点——广州。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对广州很感兴趣，而陈独秀与张国焘等人却觉得，“当时，广州风云变幻，是个是非之地，政治局势并不明朗”。
当然，中共二大召开时，上海的政治环境也十分严峻，中央局选择辅德里作为开会地点颇费心思。当年，辅德里处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汇处，周围相同的石库门房屋连排连幢，使得辅德里并不显眼。我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正对李达家的后门，万一有突发情况，便于及时疏散。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尚未暴露的联络站。
鉴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干扰的教训，中共二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为了会议的安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
出席中共二大会议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着195名党员。
据王会悟回忆，当时会场比较朴素简陋，就是加了几把凳子，两只柳条箱放在窗口，上面铺一块布，当桌子用，“他们持续不断地开，下楼吃饭的时候，也在饭桌上讨论会务”。
毛泽东于1936年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到1922年5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被派到上海去帮助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注：应是夏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这件事：“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据张国焘回忆：“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使会期展延了几天。”
据史料记载，李达并没有在“辅德里625号”久住，中共二大结束后便前往湖南自修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应邀协助寻访、勘认中共二大会址，后经询问辅德里老居民、核对变更的门牌号码，终于确定辅德里625号为其昔日的寓所，中共二大会址最终得到确认。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收录了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第二十九条有这样的内容，“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日—23日)议决”，明确指出了大会的会期。
中共二大召开了8天，共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为了安全起见，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全体会议都要更换地点，而小会则安排在党员家里召开。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做一年来的工作报告，着重阐述了“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和策略”；张国焘报告了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经过以及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纲领和现阶段开展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除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外，还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
中共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3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可是，迄今找不到有关候补委员的文字依据，相关名单有待进一步查实。
这次会议的成果是令人鼓舞的。在大会结束的7月23日，陈独秀已然忘记这是秘密会议，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来，如同演讲般，高声宣读大会通过的文件。
中共二大留下中共党史上很多个“第一”：第一次制定了立党之本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提出了革命目标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即民主联合战线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正是这一连串的第一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二大在中国革命指导思想上发生的重大转变。
